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1989年开始涉足民办教育，先后创办幼儿园、中小学校、老人院、儿童福利院等机构，属下二十六个办学实体，有上万名在校生和一千多名教职员工。

    记者：你从事民办教育的时间基本上涵盖了广东民办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你怎么看这20年来的发展？

    信力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民办教育的办学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政府的限制比较少，我们的许多中小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创办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民办学校野蛮生长的阶段，再差的学校都不愁生源。最近十年，新增的学校慢慢减少，审批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虽然这对于我们已经存在的机构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整个教育环境来说还是弊大于利。

    记者：为什么要在1997年创办外来工子弟学校？

    信力建：当时许多外来工进城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已经慢慢攒了一些钱，因此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同时也有许多在广州工作的外来人口没有户籍，他们孩子的入学问题在体制内很难得到解决，这就给我们民办学校带来了机遇。实际上，当时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在公办学校，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实际上这部分人的入学问题是应该由政府来解决的，但广州这么多外来人口，完全由本地财政负担也不现实。我更希望私立教育所承担的是中上阶层人士高收费个性化的服务。十多年以前我就提出民办教育应该“华丽转身”的概念，但解决现在广州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民间办学力量依然是主力军。由于政策原因，现在广州的民办中小学很难经得起市场的优胜劣汰，好的学校招生自然没有问题，差的也依然有一些生源，说明政府还是没放开。

    记者：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民办学校的发展？

    信力建：现在一方面是民间办学的门槛越来越高，政府希望民间学校办的规模要够大，但实际上民办学校的优势就在于灵活多变，不管规模大小，多办一所就会多解决一些人的入学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在民办学校的收费方面多有限制，不允许民办学校随便提高学费，又限定民办学校的招生指标。这样其实导致了广州民办学校依然满足不了许多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需求，并助长了一些较差学校的存在。

    另外，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高考制度下招生权的问题，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也曾经想过办大学，但是招生办“卡”在那里，我们想要招生，他们能决定我们招几个人，在哪个批次招人，等轮到民办学校招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资源了。再比如学籍问题，很多时候是在为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设置人为的障碍，对实际的管理也没有什么好处。

    记者：你希望民办教育能得到哪些方面的改善？

    信力建：必须肯定的是，现在国家对民办教育的一些政策开始落到实处，比如从2008年开始广州市设立专项教育资金资助民办学校用于教学设施的改造，从去年开始给民办学校的校车进行单项补贴，以及政府在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等。但这些补贴的力度依然还是有限，特别是在对民办学校老师的补贴方面，应该在社保及五险一金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些资金直接发给学生，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如何花费，而不是直接把这些钱给学校。或者把补贴给老师也是比较好的方法，比如深圳对民办教师就有专门的补贴。其实民办教育的事情本来就应该交给市场，让市场去进行优胜劣汰，政府管好公办教育的学校就可以了。我们看到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六十条，应该是对民间办学持肯定态度的。